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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我国古代尤其是明清两代的太监，就会发现很多太监大都来自于一个地区。这就是京畿之地的直隶地区，即今天的京津、河北一带。
明末宦官魏忠贤是北直隶肃宁（今河北沧州肃宁县）人，王承恩是邢台市邢台县人；清代的安德海是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人氏，李莲英是顺天府大城县人（今河北廊坊大城县），张兰德（“小德张”）是天津静海县人。
时间在往前推，其他朝代宦官中也不凡河北人氏的身影。如秦代的赵高也是河北人氏。《史记·蒙恬列传》载：赵高者，诸赵疏属也。赵高原是赵国王室远支族属。据考证，他的出生地也在河北一带。
不仅如此，有人粗略做过一个统计：在我古代最有名的十大太监中，来自河北的几乎占有了一半左右。河北由此成为大家公认的“太监之乡”。
河北自古是“燕赵之地”，多悲歌之士，为何多出太监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河北地处京畿之地。关于太监的出处，有这么一个现象，京畿之地多出太监或宦官。东汉宦官籍贯主要为首都洛阳周边的司隶、豫州、徐州和南阳等地；唐代的宦官出自关中、陇西附近；北宋的宦官则在开封附近。如东汉的宦官兼车骑将军是洛阳人，唐代的成忠是弘农人（虽然唐代有“闽为中官区薮”的说法，但经后人统计，唐代宦官的分布还是北方多于南方，京城附近多于其他地区），北宋的童贯则是京城开封人。从这个逻辑出发，就不难理解京畿之地的河北多太监了。古代社会交通并不发达，外地人到京城谋职业，谁最有便利，毫无疑问是京畿之地的居民。同时，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饮食上，周边居民进京投入到宫廷服务劳役并无障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历代统治者招募宦臣都会选择首都之外的邻近地区。
二是历来京畿之地是发展的重点，而附近的地区则是一个诡异的贫困带。加之，京城附近地区人口稠密，产业相对单一，而且是时常受到战乱侵扰，天灾人祸更容易发生。大量的贫困家的孩子为了谋求生路，只好入宫大太监。这也是太监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
三是明清时期，或多或少都会形成太监专权的现象。很多太监，不说权力有多大，但一定是有权力的，有权力就需要巩固，而巩固权力就培养自己的势力。如同官场的人脉结交一样，太监也需要有自己的职场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同乡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而在宫外，谋求生路的孩童，往往也要势利依附，才有机会入宫当太监。如清代大太监李莲英之所以能进宫就是因为同乡太监沈兰玉的介绍，中国最后一位太监孙耀庭入宫当太监辗转所托之人，也多是同乡。
值得一说的是，明清时期河北多太监并非没有异议。太监在历史上是特殊群体，除了个别留诸史册的之外，大多数人默默无闻，其姓名、籍贯更是无法查证。如明代万历年间的太监有数万之多，他们大多数在历史上没有留下痕迹。河北的人士放在这个大样本中去考量，会不会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也是需要我们深思的。
职业与地域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不同特质的区域背景下，塑造出具有不同性格的区域人群，这在明清两代表现的尤为鲜明。例如明清时期，北京人雇用的女仆，大多以“籍隶京兆各县，尤以三河居多”，北京市面上走街串巷、挑剃头担儿的，则都是宝坻县人。而作衙役、跟班的，大多是保定、天津一带的人，他们见多识广，能说会道，故俗谚有“京油子，卫嘴子，保定的狗腿子”的说法。再如，“绍兴师爷”、“徽州朝奉”、“苏州状元”等称号都名擅一时。值得玩味的是，在明清时期作为服务于皇室阶层的一个庞大群体——太监，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他们大多来自于直隶河间府。像明末权阉魏忠贤、晚清三大太监“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都是河间府人，民间逐渐流传“阉宦类多河间人”之语。那么明清时期，河间府为何会频繁盛产太监，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揭秘明清时期河间府为何多出太监？中国最后一个太监——魏公公（魏跃文）太监，又称为“阉”、“寺”、“内官”、“内监”、“宦官”，作为皇家的奴仆，早在周代就服务于宫廷，从西周至“伪满洲国”，太监(宦官)活跃于宫廷长达三千年之久。那么明清时期，为何河间府成为太监的摇篮呢？本居士爬梳史料，窃以为有三大主要原因。1、河间府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生活贫困，入宫当太监是一条求生、求富的途径明代的河间府，辖景州、沧州二州，河间、献、阜城、肃宁、任丘、交河、青、兴济、静海、宁津十县，领吴桥、东光、故城、南皮、盐山、庆云六县，共一十六县。大致相当于今天河北省沧州市、衡水市东部及天津市、山东省的一小部分，主要位于河北平原的中部和滨海部分。明清时期，皇权贵族在直隶近畿地区建立了各类庄田。其中，皇庄是由皇室直辖的庄田，分为皇庄(皇帝的庄田)，宫庄(皇太后的庄田)和东宫庄田(皇太子的庄田)三种类型。据史料记载，至嘉靖初年，皇庄分布几遍近畿八府，尤以顺天府、河间、保定三府为多。嘉靖年间，河间府所属领的二州、十六县中，十县分布有皇庄，面积达二千顷之多。皇庄建立以后，例由皇室的奴仆——太监管理，这些太监们“假托威势，逼勒小民”、“占民地土，敛民财物，夺民孳畜，戕人性命”。河间地区农业生产条件恶劣，皇庄广布，使得小民难以生存；而管庄太监却犹如地方上的“土皇帝”，拥有无上的威权，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必然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民产生很大震动。同时，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昔人所丑，今人所趋也”。人们对宦官不再鄙视，而对其权势和富贵却十分心动。2、大太监的榜样示范作用和互相援引“河间太监”得以声名远播，与明末大太监魏忠贤有莫大的关系。 魏忠贤是直隶肃宁县（今河北沧州肃宁县）人。少时家境贫穷，混迹于街头，不识字，但却懂得射箭与骑马，喜欢赌博，迷恋酒色。一次因赌博受人侮辱，愤而自宫，由宦官魏朝介绍入宫办理膳食，后巴结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而发迹，封尚公，被尊称为“九千岁”。据史料记载，魏忠贤掌权后，为了显示其权威，经常“招摇畿辅，以恣驰逐”，每次外出， “辄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埃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与隶相随属以万数。百司章奏，置急足驰白乃下。”所过之处，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民间则“皆焚香插柳枝于户”。天启五年，浙江巡抚潘汝桢为了讨好魏忠贤，上书给魏建生祠；七年，监生陆万龄又请建魏忠贤生祠于太学旁，岁祀如孔子。此后，魏生祠遍天下， “颂功德者四十万人”。从河间府出来的一个太监，取得如此权势，怎不令人刮目相看；同时，魏忠贤当权后，河间府人开始大量地净身入宫当太监，在宫内形成势力，从而使人们易于把“太监”和“河间府”联系起来。明代灭亡，清朝建都北京后，宫中保留了一批明代的太监，通过他们的援引，大量河间府和天津府(即明河间府)人有机会入宫。如清末大太监李莲英，就是通过同乡太监沈玉兰的介绍入官而飞黄腾达的。故至，乾隆年间，“河间太监”之名便蜚声远近了。揭秘明清时期河间府为何多出太监？李莲英（右）与崔玉贵（左）伺候慈禧太后乘舆3、河间刀儿匠为代表的净身师手艺高超河间产太监与河间府刀儿匠的技艺高超有非常大的关联。要为太监，必先净身。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净身阉割是一门技术要求极度严的外科手术。净身师是父子相传的，各有绝招。净身师对于太监等于和尚受戒的师傅，是终身的师傅。要净身的人，先要磕头拜师，然后才能净身。不管以后有怎样的荣华富贵，净身师都要享受最高的奉敬。拜师的礼物最普通的是一个猪头(或一只鸡)、一瓶白酒。净身之前，净身师要和净身者的家长或代理人订立文书，请上三老四少作为证明人，文书写明“自愿净身，生死不论”，免得将来出了麻烦，净身师跟着吃官司。净身的人至少要准备这些东西：一、30斤小米，这是一个月的吃粮；二、几大篓玉米骨头(把玉米粒搓掉后的棒芯，烧炕用)；三、芝麻秸几担(烧成灰，清除秽物用，洒在部分地方，因芝麻秸灰最细，不烧皮肤)；四、半刀窗户纸(50张，糊好窗子，使不透风)。揭秘明清时期河间府为何多出太监？晚清最后一个太监总管—张兰德（绰号小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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